巴赫剧场《圣约翰受难曲》

巴赫剧场《圣约翰受难曲》演后评

文：郑政恒

    听巴赫剧场（Bach im Theater）《圣约翰受难曲》（St. John Passion，BWV245），演出由贾智纳（Wolfgang Katschner）指挥声蜚合唱节及声乐小组，还有柏林鲁特文艺复兴乐团，赵伯承和林俊浩负责概念兼联合导演，林俊浩及林薇薇联合编舞。

巴赫写了数首受难曲，现存的就只有《马太受难曲》（St. Matthew Passion，梵志登任内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出了两次）和《约翰受难曲》。受难曲早在中世纪时已有，用素歌唱出，后来渐渐复杂化，不同人物的说话，由不同歌手来唱。十六世纪时基督新教开始兴起，马丁路德的朋友Johann Walter创作了德语受难曲的原型，十七世纪时Heinrich Schütz也有创作受难曲，但要到十八世纪的巴赫，受难曲的艺术表现力才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。在当代，Penderecki、Arvo Pärt、John Adams等重要作曲家也有新尝试。

巴赫剧场《圣约翰受难曲》，为观众带来一次比较独特的观赏体验，我选择「观众」一词而不是「听众」，因为这个演出多少是被视觉主导了。

首先我们要问《约翰受难曲》是一首怎样的作品呢？翻阅Markus Rathey的Bach's Major Vocal Works: Music, Drama, Liturgy（2016，Yale University Press）一书，他描述了《约翰受难曲》的崇拜仪式背景（Liturgical Contexts），在巴赫的时代，受难曲的演出前有唱圣诗环节，第一部分完毕之后有唱圣诗和讲道，之后才是受难曲第二部分，第二部分完毕之后有经文歌、祈祷、读经和唱圣诗。

对于现代人来说，《约翰受难曲》往往不是在教会崇拜的背景下聆听，而是在音乐厅，或者个人作音乐欣赏。这带来作品是音乐艺术体验，或个人的宗教反思。巴赫剧场《圣约翰受难曲》从教会处境及音乐厅处境，带到剧场处境。这又带来崭新的可能，打破了欣赏的习惯，任何新的尝试和实验，总是有利也有弊。我个人认为巴赫的音乐多少是边缘了，甚至被牺牲了，但如果演出本身，令我们对于巴赫的《约翰受难曲》有深一层的理解，这也未尝不好。

《聖約翰受難曲》現場照

（©Eric Hong＠Moon 9，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）

音乐一开始时，我的感觉并不好受，音乐既快又乱，一片模糊，听得不太清楚，乐团坐在舞台较深的位置，声音传达明显不足够。巴赫剧场《圣约翰受难曲》在合唱团的安排上比较特别，三分之一的合唱团成员一共十二人，自立为一个小组，他们扮演了旁观者或陪审团的角色；而另外三分之二的合唱团约二十人，当然是大组，有时加入演出与演唱。

在大部分的《圣约翰受难曲》演出中，耶稣基督的角色通常由一位男低音演唱，但当晚的演出竟改由一位高男高音（Countertenor）演唱，我个人就不太习惯，但制作人的选取可能也有艺术的考虑，就是希望突出耶稣的身分和声音，而彼拉多就一如一般演出，由男低音演唱。男高音担任吃重的福音使者一角，且兼任彼得，他的角色相当关键，男高音既要唱又要演，尤其值得鼓掌示意。

巴赫剧场《圣约翰受难曲》当然是以巴赫的《约翰受难曲》为基本框架，刻划了福音书中耶稣基督的故事，从被出卖与逮捕到审判，然后是被钉十字架到埋葬。

当晚的演出运用了许多视觉元素，灯光、舞蹈、戏剧演出，样样不缺少，舞台上的空间用尽，甚至要占用观众席第一排。作为观众，一时间难免会感到审美疲劳，音乐又有时旁落为配乐，演出也相当戏剧化，务求将上述的福音故事，有感染力地表达出来，且尝试被当代人欣赏和了解。

《聖約翰受難曲》現場照

（©Eric Hong＠Moon 9，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）

我个人欣赏巴赫剧场《圣约翰受难曲》，可以视之为一次创造性转化，尤其是香港的艺术创作者（赵伯承和林俊浩），尝试去与巴赫的经典作品对话，加入新的表演角度，令人耳目一新。但我比较不满足的是，当创作人尝试去创新的时候，一些原本很重要的东西，可能会随之而失色，柏林鲁特文艺复兴乐团的音乐演出，就是最大的输家。

除此之外，一些演出会追求Minimal（极简），这是艺术的选取，而巴赫剧场的演出，则是追求Maximal（极繁），将所有空间填充，用尽所有空间，跨越音乐、舞蹈、戏剧，不断表现，为观众提供大量的艺术刺激，这是否最好的选择呢？艺术媒介的共融结合，当然不是一蹴而就。

无论如何，我认同新的尝试，新的转化，以及平衡的智慧。